倪嘉缵:用专业知识支持深圳科学教育的发展

策 划: 乔恒利监 制: 尹昌龙 王 蕾 叶晓滨顾 问: 黄 玲统 筹: 林 航 赵 青 陈 莉

中国科学院院士,1932年5月出生,党员,博士生导师,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1961年于前苏联科学院无机及普通化学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1980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94年起任深圳大学兼职教授,2002年被聘为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现任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名誉院长。

许多人会说我们在推动深圳科技教育的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一个人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我在其中并未有多大功劳。我仅仅是作为一名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支持深圳科学教育的发展,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深圳发展到今天,已经建立了高校及大型研究院的集群,丰富了源头创新,这无疑将推动今后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

我家祖居嘉兴。1937年,嘉兴沦陷前夕,倪家辗转杭州、丽水、金华,最后定居上海。我的父亲是一名国画家,也是收藏家,他曾花了五个月时间抄录现存最早的嘉兴志——《至元嘉禾志》,赠送给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嘉兴图书馆。

与父亲不同,我从小喜欢自然科学。1949年,我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进入东北综合研究所(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前身)。

在职业生涯的前三十多年里,为了国家的需求发展,我跨界做了多种研究。1957年底,我被选派赴前苏联科学院无机及普通化学研究所,原定学习原子能专业,后因联系及安排等问题,我被分配从事铂的配位化学研究。1962年回国后,因国家急需,我被抽调去从事核燃料的研究。上世纪70年代,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重建稀土化学研究室,我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又转投稀土化学的怀抱。

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老伴健康原因,加之女儿在深圳工作,我就南下深圳。刚到深圳时,我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高级顾问。

因我过去曾在长春担任相关职位,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经验,来深圳后又与时任深圳市科技局领导等比较熟悉,经他们推荐,我开始承担了与深圳科技教学有关的工作。

199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第一届深圳市科技顾问委员会。这个科学技术咨询智囊机构发挥各类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积极推动深圳市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高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那时我是在深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是经深圳市科技局相关领导的推荐,我担任了市政府科技顾问。

2004年,第二届深圳市科技顾问委员会更名为“深圳市科技专家委员会”,并组建了深圳市科技专家库,参与深圳市科技项目的专家评审工作。第二届专家委员会由3个层次组成:9名高级顾问、30名专家委员和3000多名专家库专家,我随之升为高级顾问。与我一并成为高级顾问的还有牛憨笨、郑健超、徐大懋等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主要针对深圳市科技与产业的发展问题进行集体讨论,为深圳市政府提供专业的意见。

在推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深圳不遗余力。除了专家委员会,深圳市还成立了深圳市科技创新奖励委员会(后改为“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负责审议市科学技术奖工作的重大问题,审定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当时我们审过许多科学技术奖,发现都来自产业。可以说,深圳是一片非常适合搞科技产业的土壤,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当时深感,这其中也有不足:深圳市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科研成果很少,也没有一个大型的研究机构,深圳缺乏自主知识产权、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许多原创性科研成果因需时间长,投资大,往往都出自高校及有实力的研究院,很高兴的是深圳发展到今天,已经建立了高校及大型研究院的集群,丰富了源头创新,这无疑将推动今后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

倘若回望深圳的发展与成就,淘开时代细砂,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智慧结晶在闪闪发光。当然,这些智慧结晶的发光离不开历届市委市政府对人才的重视。

早在1994年,深圳就成立了深圳市科学技术专家联谊会,将高科技人才专家团结起来,进行多层次学术交流,并为深圳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贡献,我曾担任了第二届专家联谊会的会长,第一届会长是最早来深圳的邓锡铭院士。

2005年3月,深圳市委领导赴上海考察了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该机构是汇聚和联系上海全市决策咨询专家队伍、为市委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平台。借鉴上海的经验,深圳市于同年12月成立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下称“市决咨委”),作为市委领导下的决策咨询机构。

市决咨委的专家们分成许多专业小组,有经济组、金融组、法治组、生态组等。我被聘为市决咨委成员,并参加了“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组”。在参加市决咨委过程中,我根据深圳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并联合其他委员,曾提供许多信息和建议,比如“垃圾焚烧过程中应该如何注意周围的环境”等。我们提供的建议会编成相关工作简报上报市领导,有的建议甚至转化成了重大决策。

1999年底,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钱文藻与深圳市领导会晤时提出建议,希望院、市合作创建“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组织院士和专家,以多种方式为深圳市的科技、经济发展提供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并很快落地。2000年10月,双方共同签署院、市《新一轮合作协议》。

次年,“院士之家”——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开始运作,这是中科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首家院士活动基地。活动基地的成立加强了深圳市政府与中科院的合作,并吸引大量院士为深圳服务。

基地成立后,我担任了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首届主任。活动基地初创时,我们针对深圳市发展高新技术重点领域,组织院士和专家举办多场学术报告,如信息、通讯与光电子技术以及纳米科技、纳米材料等。

每年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期间,我们都会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论坛,邀请多名著名院士做学术报告,用前沿的理论科学丰富高交会,也让同行间迸发出更多的火花。

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还促成中国科学院在深圳成立第一个直属大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现了中国科学院直属大型研究机构落地深圳。

从2001年到2018年,我一直担任主任一职,也见证了深圳院士群体不断壮大。到今年,深圳市新增全职两院院士20多人,院士总数已达70余位。如今的深圳,正成为全球优秀科学家和创新人才的向往之地。

2006年,深圳大学喜获博士授予权,由此形成了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1994年,经深圳大学张小云教授的推荐,我担任了深圳大学兼职教授。2002年,我被正式聘为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负责生命科学学院(后改名为“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的组建。

深圳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研究是张小云教授从建校初期建立的生命科学研究室开始的。随着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急需,学校决定筹建一个独立的学院——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由当时的副校长亲自领导。

组建一个新的学院,首先是要有高质量的教师。虽然当时的深大尚未发展起来,但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之地,不少人愿意来深圳感受改革开放的春风,争当开路人,所以我们有幸招聘到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其中不乏国外及中国香港的留学人员。

初步建立了师资队伍及教学体系后,我们认为在深圳办学应有其特色及重点,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培养出适合社会需求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建立起科研体系及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

当时深大环境还较为简陋,教学及实验室极为紧张,为了能够让学生都做上实验,我们合理安排时间,把实验室从早到晚都利用上,如此开展工作。随着年月增长,教学条件和环境在逐渐改善,这其中离不开多年来深大的不断努力与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深大的第一次飞跃提升在1995年。那年,为了通过国家首批本科教学合格评价,学校下了很大功夫,把实验用房、教学用房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整个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次年,办学仅10年的深圳大学获得硕士授予权;2006年深圳大学喜获博士授予权,最近又获批生物科学的博士点,因此深大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已形成了学士、硕士到博士及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市委市政府就提出“深大应当办成一所‘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和‘实验大学’”。进入新世纪后,市委市政府多次提出要把深圳大学办成高水平大学。

2009年,国务院批准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更是明确提出“加大对深圳大学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治理模式改革,创新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努力把深圳大学办成高水平、有特色的一流大学,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探索新途径、新方式”。

这些来自政府的扶持成为深大发展强有力的推手,深大也不负众望,逐渐成为国内大学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在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后,我着手确定自己的科研方向并组建科研团队,将过去有一定基础的稀土及硒的生物无机化学,聚焦硒的生物效应及老年痴呆症的研究。

目前市场上有许多含硒的农产品,如富硒大米、富硒蜂蜜、富硒鸡蛋等,这些含硒食物对人体的影响及其生物效应是急需了解的问题。文献曾有记载,当小鼠在缺硒的状态下,给其补硒,硒第一时间是进入到脑内,这就启发我们人脑中的硒蛋白与脑内疾病的关系。我们开始研究老年痴呆症的机理,早期预报及各种不同硒蛋白的作用。

从事科研工作我认为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该项目从最初确定方向到如今,已有近二十年的积累。我们已建立起一个多学科交叉,以中青年为主的科研群体,除了研究老年痴呆症外,我们还扩展至研究中年的抑郁症及儿童的孤独症等重要脑病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及预防药物。这个团队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深圳市重点攻关项目,深圳大湾区实验室开放课题等大量任务。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的研究,我们一方面研究其发生机理,用多种组学方法(如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等)研究早期患者血液、尿液中的生物标志物以及用不同含硒化合物、天然产物等研制防治药物;另一方面研究不同硒蛋白对脑功能的作用,发现不同硒蛋白及硒化合物对改善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有较好的疗效。

经过长期的研究我们深深感到老年痴呆症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退行性疾病,难以用现在的药物治愈,而是要用综合治疗方法如心理治疗、康复治疗等综合手段,关键的是寻找用以确定早期老年痴呆症的生物标志物及各种先进的影像学方法,如果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完全有可能延缓该病的发展。

我们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也着重于应用及成果推广,积极与一些医药企业合作,成立院士工作站,一起合作研发对脑病有预防作用而毒副作用小的药物。

老年痴呆症的治疗,是需用多靶点的药物,而天然产物(中药)具有这方面特点,同时还能起到全身调理及增强自身免疫能力的功效。我们研制的小复方天然药物,曾在转基因小鼠的实验中看到了成效,但在未进行大规模人体试验前,这些成果还难以较快实用化。

尽管发展到现在,全球尚未研发出一款能有效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新药,对其复杂的病因也在不断发现新的现象及理论,但我相信,我们与国内的同行一起,长期在这个领域坚持下去,肯定能够做出成果,为老年痴呆症患者探索出更多的良方。

我仅仅是一名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支持科学教育的发展,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我这一生主要待过两个地方,一南一北,北方是长春,南方则是深圳。我是在改革开放后来到深圳的。深圳市政府重视人才、重视科研,为我们这样一批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稳定的工作条件。

在深圳的发展中,许多人会说我们在推动深圳科技教育的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一个人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我在其中并未有多大功劳。我仅仅是一名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支持深圳科学教育的发展,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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